不论如何，我们这个连过了江，出了国，踏上了这片我永远都不会忘怀的异国土地。我并没有发现这里和国内有什么区别，也许只是我自己的心里有一些异样吧。
连里有人兴奋地东张西望，也有人只是低着头沉默地走着。东张西望的人在漆黑一片的夜色中，甚至看不清脚下的路。低头沉默的人，不知道心里在想着什么。显然，我是不知道心里在想着什么的那个。
这片异域土地上的深夜，像是大口大口地吞噬着人们的胡思乱想。依稀可见的道路两旁山的轮廓，压抑着每一个人。那些东看西看的人很快停止了这无用的四顾，渐渐地，队伍里甚至少了窃窃私语，只剩下纷乱的脚步声和衣物摩擦的声音，四周围安静的能让人窒息。
寒冷的山风像是一把把锋利的刀子，无孔不入。身上的棉衣显得有些单薄，被冷风从任何一点缝隙钻入。因为不停的走着，所以身上并不会太冷，有也只是冷风钻进身体时的一阵哆嗦。真正冷的是脖子、脸和耳朵。每个人都把配发的白毛巾紧紧地系在脖子上，并用毛巾尽可能的捂住耳朵。
刚才还在滴着水的裤管，很快就结冰变硬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僵硬地行走着。
这样地沉默行军，有点儿压抑，忽然让人感觉有些不知所措。我来到这支连队只有短短不到两周的时间，还并不了解这支连队，我甚至不太了解解放军。当然，现在我们应该称呼自己是志愿军，因为我们的军服上再没有任何与中国有关系的标志，甚至文字。用线匝成一道一道的黄色棉衣和棉裤让我们根本就不像是一支军队，更像是一群农民，我们本来就是一群由农民家的孩子组成的军队。我的父亲也是一个农民。
其实全连除了那几个和我一起从陕西来的兵，我再不认识谁了。即便是我们班的其他六个人，我都还没有完全熟悉。不过我倒是很喜欢部队中的氛围，班长很凶，但人却很好。班里的其他老兵虽然经常拿我这新兵蛋子打趣，但也都没什么恶意。这和我小时候听到的军队里长官都是凶神恶煞的故事显然有些不同。班长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和军阀不同。我虽然并不是很懂，但心里还是暖暖地。
刚才在过江的时候，我看到了焦建康和袁大志，他们俩搭拉着脸，低着头走在队伍里。我想跟他俩打招呼，但过江时队伍里不许说话。他们两个是和我一起从西安被送上火车的其中两个人，新兵训练的时候，我和他们是一个班。在路上，要打仗的消息就是焦建康说的。而袁大志一听说坐火车是要去打仗，顿时被吓得手脚直哆嗦，脸都吓青了，说话也有些结结巴巴。他说他家里的孩子才刚出生，家里媳妇儿还在坐月子什么的。一路上念念叨叨，也并不是和我们中的哪一个人说，是在自言自语。我那会儿还觉得挺可笑的，这么个怂货，居然叫大志。
火车快到山海关的时候，有一段上山的路开得很慢。在夜里，一车人都在梦乡中。焦建康教唆着袁大志，一起跳了火车，开了小差。
我其实听到了他们的鬼鬼祟祟，因为袁大志就在我身旁，但我没有睁开眼睛去看，也并没有管。在我的印象中，逃兵虽然不耻，但再正常不过了。我听到的很多打仗的事情，很大一部分都是听逃回来的人说的。我不想做逃兵，因为我知道那些做逃兵的人背后是怎样被街坊邻居戳脊梁骨的。听说解放军是说话算数的，牺牲的人家里会有补助。我下面还有弟弟和妹妹，死了也不怕，还能让家里轻松些。我父亲早些年出门遇到了日本飞机来西安轰炸，大哥去找父亲，再也没有回来过。而我父亲死于那次轰炸。我娘一个人把我们兄妹四个人拉扯大真的不容易，如果我牺牲了，家人政府能养着，我也是愿意的。
袁大志跟着焦建康跳车逃跑后，我一直在想。那袁大志回家了没有，有没有见到他那刚出生的娃和坐着月子的媳妇儿。什么是坐月子我不懂，因为我没有媳妇儿。长这么大，我甚至没有牵过女孩儿的手，也没说过几句话。不知道媳妇儿是个什么滋味，但想来也是极好的。我还在想，打完仗，回家讨个媳妇儿。就这样，我在火车上一会儿想着不怕死，一会儿想着活着回去讨媳妇儿。那时那刻和此时此刻，想的似乎都一样。
后来火车到了东北，我被编入了我现在所在的连队六连，六连一排三班。大约六七天后，我才知道焦建康和袁大志被抓了回来，还挨了处分！
后来听袁大志给我讲，他们跳车的第二天，去老乡家里讨水喝。河北农村里突然出现了两个操着陕西话的人，着实可疑，就被村民绑了送到了当地的武装部。再后来就被送回了部队。只是从那以后，袁大志多了一个外号，袁怂怂。
他们俩刚被送回部队的时候我没见到，但刚才看他俩搭拉着脸跟战败的公鸡似的，估计那个时候也很狼狈吧。
正在胡思乱想着，我身边的蔡宁用胳膊把我怼了怼，轻声说道：“哎，听说美国人和咱们长得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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