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冷的空气肆意地侵袭，我趴在冰冷的石头后面，全身僵硬。
脸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眼泪和口水不自觉地就流出来。眼泪和口水一流出来，就冻在了眼角和嘴角上。双腿冻得生疼，尤其是膝盖，尽管我在膝盖下面垫了一点干枯的松枝，尽量不直接挨在地面上。
我头上的棉帽子外面还编织着用来伪装的干草和松树枝，身上披着白色的被单。我现在已经习惯了李建坤将被单叫做裹尸布，因为如果我牺牲了，这被单真的会用来包我的尸体。但如果运气不好挨了凝固汽油弹或是重磅炸弹炸的太近，留不了个全尸的话，自然我的裹尸布也是保不住了。李建坤说他会把他的裹尸布借给我用。对此，我和赵德树一样，现在已经不直呼他的名字了，我更习惯叫他‘臭不要脸的’。如果赶上吃饭，那他还是‘臭要饭的’。尽管，他的年龄可能跟我父亲一样大，但我并不觉得他有一个中年人的沉稳。
蔡宁在我身边不远的地方，我听着他粗重地喘着气。蔡宁现在没法用鼻子呼吸，因为他的鼻子被冻伤了，一呼吸就疼，形出来的的鼻涕里全是血块。他的肺也是受了伤的，从那次和美国佬拼刺刀被打伤，就没好。不过现在看来是严重了，因为他喘气的声音就像是漏了气的风箱，噗嗤噗嗤的。要是呼吸沉重一点就不停咳嗽，我总觉得他能把肺给咳出来。
我们都劝他，不行就打报告回后方治病，不要硬扛着，但蔡宁不愿意离开班里。
我倒是羡慕小吴，这小子倒是不怕冷，能吃能睡。说是叫他小吴，其实只比我小五天而已，我俩都是17岁。臭不要脸的不止一次感叹：“年轻人火气足啊！”
北边没多远的地方传来持续的枪声和爆炸声，听着也就一两公里以外。北边的天都被映照的通红。枪声从傍晚响起，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布置伏击阵地，而到现在已经打了好几个小时。
光听声音就知道战斗的激烈，天上飞机一群一群的飞过去投下一堆一堆的炸弹。炸弹的爆炸声像是打雷一般，而我趴在地上能够明显感觉到大地的震动。飞机不是一架两架，也不是四架的编队，而是一个波次的轰炸就有十几架飞机。
我们接到的命令是阻敌增援，凌晨五点之前，不许任何一个敌军越过我们的防线。但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缺乏足够的弹药。之前的阵地战消耗了很多弹药，但补给始终送不上来。下午的时候来了几个人带来了一些弹药，但也只有两箱手榴弹和一箱步枪子弹。就这，还是军工用命送上来的。据说他们来的时候本来是有十几个人和三头骡子的，送的东西有弹药也有吃的。可走到半路遭到了飞机的轰炸，十几个人牺牲了一半，骡子全都被炸死了。
入了朝，不管前线还是后方，都是战场。虽然送上来的弹药很少，但没人能抱怨什么，毕竟那是军工人用好几条命送到前线来的。我们的粮食不多了，我的干粮袋里面剩的吃的明天就得吃完。弹药更是紧缺，我就剩了两个弹排再加上枪膛里有两发，十二发子弹。手榴弹我倒是有，因为我基本没怎么用过手榴弹。本来我也就扔的既不远又不准。更多的时候，我会把手榴弹给那臭不要脸的，让他扔。连里的炸药就剩了一个炸药包，地雷都用完了。
这样的仗怎么打，谁心里都没谱。
但不管怎么样，一两公里外友军正拿命攻坚。听声音就能知道战斗的惨烈。就算是我们把全连搭进去，也不能放一个敌人过去。此刻，敌人的援军已经距离我们很近了。
在接到求援的第一时间，十几公里之外的一支美军车队就开始通过公路向着被围困的G连靠拢。而整条公路，除了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再无险可守。这里是公路的一处拐弯处，山势险恶，公路崎岖。在转弯处前，又是一处大上坡，使得敌人的车队在这里没法保持高速通过。
最关键的是，因为转弯处山势很高，这个转弯处几乎不透光，特别的黑。称不上伸手不见五指，但没法判断情况是肯定的。
选在这里进行阻击，也是连长和班排长们对着地图反复商讨后才确定下来的。毕竟这里距离战场很近，一旦敌人突破了我们的阻击，就会扭转整个战局。到时候不仅攻坚的部队面临腹背受敌，攻击就得被迫停下来。牺牲的同志就白牺牲了，包围圈里的美军也会士气大振。
这是一招险棋，但也是没办法的取舍。再往前根本没有合适的阻击点，冒然修筑阵地打阻击不仅浪费了本就奇缺的弹药，还可能牺牲更多的战士。
但即便是地形占优，我心里还是颇有疑虑。虽然我不是连长， 但是不知不觉间我已经习惯了在战斗中去思考。班长说过，士兵不能不思考，光闷着头打仗。只有官兵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有战斗力。
美军的车队缓缓进入我们的视野中，最前面是四辆坦克，后面跟着九辆卡车。这是一支混编的车队，本来是要向西支援南朝鲜军的。他们想要支援的南朝鲜1师已经被我们军击溃，一大部分部队都陷入了包围中。但走了一半，就接到上级的命令，放弃向西支援南朝鲜军的命令，改道向北去接应一支被包围的美军连队。毕竟，南朝鲜人不是美国人，要救也是应该先救美国人。至于南朝鲜人，就让他们在零下三十度的大山里自生自灭吧。盟军，不就是用来坑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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