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这些倭寇突然袭击永初朝廷的移民运输船，就显得有些不正常。要知道，船上除了众多苦哈哈的移民，并无多少财货，就算将其全部截获，也并不会获得任何收益。反而，由此会引发对方水师舰船的报复。
正因为此，耽罗岛知州毕学超才有些担心，怀疑袭击朝廷移民船队会不会是日本幕府的官方默许行为。听说这两年，因为对云州的归属问题，日本的松前藩与云州领地时有争执，虽然没有爆发武装冲突，但眼见着云州岛上的明人越来越多，焉知日本人不会就此铤而走险，想通过袭击移民船队的方式，阻止朝廷对云州领地的继续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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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学超这边刚刚派出使者前往长崎与日本幕府就移民船只被劫事件进行交涉，却未料到，次日从朝鲜海岸悄悄驶来数艘龟船，载着几名朝鲜国王李淏派来的使者。
正当所有大明官员和驻军将领都以为是朝鲜是因沿海地区不堪其扰，准备向大明求和。却未料到，到来的使者、朝鲜司宪府掌令宋时烈说了一句石破惊天的建议，朝鲜王国要“联明击奴”，行北伐之事，并再度恢复昔日双方的宗藩关系。
“……为什么？”毕学超目瞪口呆之余，下意识地问道。
“今国中民心思汉，莫不涕泣愤慨，欲为皇朝复仇，苟能奋发大义，鼓励士气，其势必振！”宋时烈康慨激昂得说道：“建奴，蛮夷矣！故，我朝鲜大王欲修政事，整修兵戈，集师北伐，以攘夷狄，恢复中华。”
“可是，……为什么呀？”
毕学超与一众大明官员和将领依旧满头雾水。难道你们朝鲜就为了所谓的春秋大义，为了恢复中华，就毅然决然地要反清？问题是，我们大明朝廷为了报复你们背藩叛明，协助建奴攻我关内外，几乎是年年都派军队在你们朝鲜沿海地区“练兵”，并顺带“打打秋风”。
在这种情形下，你们朝鲜王国不是应该联合建奴，攻击我大明朝廷吗？
你们朝鲜君臣怎么会做出“联明击奴”的决定？
你们朝鲜确定不是在对我大明使什么诡诈之计，假意联合，然后背地里捅刀子？
其实，朝鲜在丁卯胡乱（1627年后金阿敏攻朝鲜）和“丙子胡乱”（1636年皇太极亲征朝鲜）之后，虽然表面上对满清极为恭顺，输岁币，献贡物，压人质，甚至还派出数千鸟枪兵随同清军攻略关内。但实际上，朝鲜上下无不对满清充满愤恨和鄙视，对受制于满清，屈身于蛮夷，视为奇耻大辱。
朝鲜虽然公家文书使用清朝年号，但在特定场合（如祭祀、墓碑及与明朝相关场合）却依旧在使用“崇祯后纪元”。
仁祖李倧1649年死后，之后的朝鲜孝宗李淏继位，其内心深处强烈的尊明意识与投降于清的耻辱感相结合，导致了朝鲜国内“北伐论”的产生。
李淏继任朝鲜国王时，接受弘文馆应教赵赟之建议，不在仁祖玉册、志石中写入清朝年号，首次传递出反清的信号。
随后，李淏在对清关系上开始进行调整。仁祖末年，金自点为首的亲清派洛党专权，强制要求所有场合使用清朝年号。李淏继位后，便将这个规定立时废除。另一方面，他开始酝酿“北伐论”，计划配合中原反清势力，武力推翻清朝，恢复明朝，并一雪丁丑下城之耻（1637年，即丁丑年，正月三十朝鲜仁祖向清朝皇帝皇太极跪降的事件）。
他即位后，有空就在昌德宫后苑练习骑射功夫，操练青龙刀、铁铸大椎等兵器，并求将才若渴。
不过，当金自点被流放后，其心腹译官李馨长却密告清廷，称李淏罢黜亲清旧臣、起用斥和士人，并密谋反清，还送去了不写清朝年号的仁祖长陵志文文本作为证据。恰好此时孝宗上奏汇报“倭情”和“明情”，请求允许朝鲜修筑城池、训练军队来防备日本和永初朝廷的袭扰，却因此惹恼了清朝。
大清摄政王多尔衮派祁充格等六名使臣去敲打朝鲜，是为顺治七年（1650年）春的六使诘责事件。史载当时“人情震惧”、“朝野汹汹”，传言清兵压境，李淏听说后也“大惊忧，达夜不寐”。他起用已被罢官的元斗杓为远接使，领议政李景奭也自告奋勇，前去义州侦察情况。结果清使雷声大雨点小，只问了筑城一事，最后以李景奭和撰写“倭情”和“明情”奏文的赵?被流放白马山城了结。清使还顺便为多尔衮提亲，孝宗遂以王族锦林君李恺胤之女为自己的义女，封为义顺公主，嫁给多尔衮。
孝宗以“北伐”为国是，借口防备大明永初沿海袭扰之事，全面推进扩军计划。顺治六年（1649年），他任命李时昉为守御使，负责整顿拱卫京畿的守御厅，下设广州（南汉山城）、杨州、竹山、原州四营，以加强京畿地区的防卫力量。今年二月，又将守御厅下属的牙兵改编为炮手（鸟枪手）和射手。
三月，李淏任命李浣为御营大将，负责整顿和扩充中央军御营厅。八月，孝宗移拜李浣为训练大将，又对另一支中央军——训练都监进行整顿和扩充。当时训练都监兵约5000人，李淏还计划将训练都监兵扩充到1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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