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将这一切归于上天的愤怒，甚至指责是尹斯法罕城中的犹太人招来了厄运。很快，人们推测是占星师们挑选的加冕日不吉利，并决定另择他日进行二次加冕，这在帝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于是，1668年3月20日，在辉煌的四十柱宫中，萨非二世变成了苏来曼一世。
虽然，沙王的重病被一名来自齐国的医师治愈，避免了帝国宫廷的动荡。但在他二次登基加冕后，全国干旱的程度却不曾减轻，反而向更大的范围扩展，由此引发了帝国严重的粮食危机。
而在这种情势下，沙王却并没有像一个真正的君主那样做出积极的应对措施。事实上，他对国家政务没有兴趣。相比之下，他更热爱后宫享乐，在不到四年时间了，他就新招募了数百名妃嫔，大多数都是来自焦勒法（今尹朗西北地区）的亚美尼亚人。
为了应对灾情，避免出现更大的国内危机，由沙王任命的大维齐不得不想方设法开辟更多的财源，征收更多的赋税。帝国境内的民众被强迫缴纳各种苛捐杂税，特别是备受歧视的亚美尼亚人和不属正统真神教的民众，需要缴纳一笔巨额的人头税。
在商业和手工业方面，许多饮鸩止渴般的政策开始毁灭帝国的经济，使得市场中百业萧条，经济一蹶不振，国家越发贫困。
然而，与此相对的是，那些外国商人反而在帝国境内不仅没有遭到打击和削弱，反而凭借特殊的背景，商业势力愈发扩大和深入帝国境内。
日益增多的外国商品输入刺激起各地封建领主和采邑贵族的欲望，俄国的皮货、法国的丝和绢、印度的香料等，但更多的则是来自齐国的毛呢、高档印花棉布、珍贵木材、玻璃、钟表、瓷器、茶叶、酒类、油料（包括鲸油）、铁器、五金等等。
而帝国政府和各地封建主向欧洲和齐国输出从农人那里以实物地租方式取来的农产品：粮食、牲畜、棉花、生丝、粗羊毛、皮革、水果、榛子、橄榄油以及家庭手织地毯和绸缎。这种带有不等价性质的贸易使广大农民群体陷于破产。
一名访问萨法维帝国的法国旅行家曾写道：“来自汉洲大陆的工业制成品和各种奢侈品蜂拥进入这个国家，只有增进统治阶级的享乐，只有使人民和农夫的处境恶化。在一个不尊重所有权的统治者政权之下，扩大享乐的欲望和激起的贪欲，使压迫加倍厉害起来。为了得到更多的毛呢、皮货、糖、瓷器、茶叶、纺织品，就必需有更多的钱，更多的棉花和更多的生丝。”
经过二十年的深耕，齐国的商人在阿巴斯港、设拉子、尹斯法罕、马什哈德、克尔曼、大不里士等帝国许多重要的城市都设立了贸易商站和据点，对帝国的贸易和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力。
萨法维帝国的官员和臣民们对齐国的看法是比较复杂的，这是一个位于遥远南方新大陆的国家，而且还是一个非常世俗的王国，与东方古老的华夏文明源出一脉。他们生产的各种工业制成品，不仅在质量上要远远高于此前欧洲人所提供的商品，而且价格上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但他们带来的酒类、瓷器、钟表、珍贵木材等各种奢侈消费品，却极大地侵蚀和腐朽了帝国贵族和臣民的虔诚信仰。要知道，在阿巴斯二世主政期间，帝国境内是严禁饮酒的，而且按照教义的宗旨，所有信徒应不尚奢华，禁虚靡。
另外，随着大量齐国工业品的涌入，帝国境内曾经欣欣向荣的手工业开始遭到沉重打击，并无可挽回的出现衰败，引发了深重的社会问题。
但这一切，包括沙王在内的帝国统治阶层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任由齐国的商业势力逐步扩大。其中原因，除了帝国比较忌惮齐国拥有的强大海上力量外，还有就是帝国的整个对外贸易业已极度依赖于这个国家。
不说齐国提供的大量工业制成品极大地满足了帝国民众的需求，就是他们支援的诸多火器，也是帝国军队征伐布哈拉汗国和高加索地区所必不可少的武力保障。再加上帝国境内的诸多权贵之家和买办商人的支持和维护，使得齐国商人在帝国境内如鱼得水，在二十年时间里，便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商业网络。
更不要说，这个齐国还非常能打，论武力的话，比曾经的葡萄牙人那可是强得不止一点。五年前，组建了一支强大的远征舰队，跨越数万里海路，杀到苏尹士，然后以摧枯拉朽般的方式迅速击败了埃及当地的帕夏武装。
虽然，人家只是教训了一个奥斯曼的羁绊地方政权，但这般长途远征的军事实力，还是让帝国上下震惊不已。要知道，当年伟大的阿巴斯一世为了攻占家门口的霍尔木兹岛，还要联合英国人，才堪堪将葡萄牙人驱逐，以重新夺回这个波斯湾的门户和战略要地。
不过，尽管齐国人于印度洋上的实力更甚曾经的葡萄牙人，但他们完全没有后者对真神教的偏见和敌视，更不是海上贸易秩序的破坏者。
众所周知，葡萄牙在宗教信仰方面，近乎于一种残暴的偏执。它源自将葡萄牙人从真神教的统治中拯救出来的斗争的记忆，也源自许多葡萄牙人先前在北非地区的经历。在那里，他们与真神教敌人进行艰苦的、残酷的斗争，各种导致人的肢体损毁的暴行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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